第69章(2/2)

李昶心中一：“账册若被毁，此前诸多努力，恐付诸东。必须立刻拦截，绝不能让其得手。”

他顿了顿，看向父亲和李昶，语气肯定地补充：“这消息，十有八九是真的。他边一个小吏代……逐风亲自撬开的嘴，说潘硕有个习惯，但凡经手重要款项、或是与上有不清不楚的往来，必定自己私再录一本账，其名曰对，实则是留着后手，以防哪天被当成弃，也好有保命或者反咬一的筹码。”

笔之时，需字斟句酌，既要将事实呈于御前，又要考虑朝局的承受能力，把握分寸。每一桩罪行的表述，每一个人员的置建议，乃至每一笔款项的追讨和用途，都需要反复推敲，引据律例，力求公允稳妥，无懈可击。

于是，李昶便也安心来，待在侯府养伤。除了每日定时喝药、用膳、在院中稍稍散步外，他将大分力都投到了奏折的撰写中。

“麻烦就在这儿。”沈照野打断父亲，“晋王那边怕是也收到风了，已经派人快加鞭往通州赶，摆明了是要去毁尸灭迹。”

沈照野将这些况都毫无保留地告知了李昶。他明白李昶的心思重，与其让他胡思想，不如将实际况摊开来说。

然而，这份奏折尚未写完，新的、至关重要的消息便骤然打破了平静。

书房灯火通明，映照着三人神各异的眉。沈照野将最新获得的报啪地一声拍在桌案地图上，脆急切。

沈望旌的目光钉在通州府：“潘硕已狱，账册……”

其二，则是李昶从淮安民手中得到的那一小块昂贵布料。那锦缎质地确实良，暗纹也颇为独特，像是江南级织坊的工艺。但这类贡品或准贡品级别的锦缎，在达官贵人云集、奢靡之风盛行的永墉城，通范围虽窄，却也并非绝无仅有。

这日晚间，沈照野匆匆从外面回来，脸上见人就洒的三两分笑意消失不见，径直去了父亲的书房。不久，李昶也被请了过去。

事到了这一步，急是急不来的，很多线索的调查需要时间，只能耐心等待各方人员的回报。

潘硕此人，隆庆十二年的士，攀上晋王这枝后，仕途顺得很，一路坐到漕运总督的缺。明面上官声打理得还算过得去，至少弹劾他的奏章不算多。但私里，此人贪婪谨慎，甚至可说是狡兔三窟。

然而，看似大局已定的况，仍有两关键的疑悬而未决，令人无法安心。

“兵的存档对不上，差了好几笔大的。加上那几拨民哭诉时提到的日和船号，基本能对上，就是漕船过关键闸那几天的幺蛾。”他语速快而清晰，手指在地图上的通州府位置，“刚得的信儿，潘硕留了后手，将几本记录真实收支的私账副本，秘密藏在了通州府的私宅别院里，没舍得全毁掉。”

这无疑是一项极其耗费心力的工作，李昶常常对着一叠稿纸沉思良久，方能落笔写数行。

这并非一份简单的弹劾奏章或案汇报，写起来费心费力，要写清楚其产生的源、背后盘错节的利益网络、贪墨手段及其危害，特别是离失所的百姓所承受的苦难。此外，还需提后续的整顿方案，如何改革漕运制度以防微杜渐，如何惩涉案人员以儆效尤，又如何补偿安抚受灾地区的百姓云云。

其一，便是沈照野在半路救的那批扬州宝应民。他们的供词与其他民所述苦难并无二致，但他们声称是受了宝应县令王知远的暗中指引甚至提供了少量盘缠，才鼓起勇气上京告御状。

只待李昶将最终查无误的案卷整理成条理清晰的奏折，呈报御前，由皇帝朱笔钦定，便可尘埃落定。

派往宝应县查探王知远及其人际关系的心腹，尚未带回确切的消息，这一切都笼罩在迷雾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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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面询问记录与其他民卷宗放在一起，似乎只是又多了一受害地的证言。但究去，疑颇多：王知远为晋王门人，为何要主动将治的丑事去？他接民的方式、说了什么、提供了何程度的帮助？其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？更重要的是，为何这批被指引的民，反而遭到了从江南一路到京畿的持续追杀？

追查起来，需要排查近些年中赏赐记录、江南织造局的货清单、以及各大知名绸缎庄的客名录，工作量大，犹如大海捞针，目前也尚无明确指向，无法将这块布料与某个特定的人或府邸直接联系起来。